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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越鸿沟
Crossing the Chasm一书写于90年代，当时互联网还没有发展起来。现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市场营销环境，那么鸿沟理论的模型在今天是否仍然适用？ 1. 书中描述的鸿沟（Gap）是不是由于信息闭塞、流通不畅导致的？社交网络带来的信息快速传播会不会消除／减小这个鸿沟？ 2. 如果你认为这个鸿沟理论仍然成立，能不能举出一些互联网产品的例子（正面、反面）？比如语音助手（出门问问、甚至Siri使用的都不多）这样的应用，是不是处于early adopter的阶段？ Geoffrey A. Moore（杰弗里.摩尔）的Crossing the Chasm（跨越鸿沟）一书是一本讨论高科技创新的经典书籍（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高科技创新理论），有3个版本（1991，1999，2014；最后一版好像没有中译本），后面版本主要是修订了一些案例，基本理论框架不变（2014版增加了一章讨论互联网产业，个人认为价值不大）。不重复《跨越鸿沟》一书的基本内容，我认为其有两个理论基础：1、非连续性创新（discontinous innovations）：指需要最终用户改变行为的创新（和创新的技术复杂性、难度无关），摩尔认为这才是颠覆市场的创新，能够带来巨大商业价值。比如摩拜单车改变了我们短距离出行的习惯，但技术并不复杂；比如LED技术可以得到诺贝尔奖，但终端用户使用灯时并没有太大改变，是连续性创新。非连续性创新和连续性创新不是绝对的，有时候它们之间是渐变的。比如使用电视盒子看电视，我们仍然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但节目的获取方式是通过互联网而不是有线电视；相对而言3D电视要求我们使用专用的3D眼镜对用户行为改变的要求就更大，更偏向于非连续性创新。摩尔在后来的著作中也将非连续性创新称为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中文也经常翻译为颠覆性创新，这个定义的流行来自于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的《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个人认为摩尔的非连续性创新的定义优于克里斯坦森的破坏性创新定义。鸿沟是非连续性创新在走向实用主义消费者时，由于用户的风险偏好不同而产生的。2、市场中用户（可以是企业用户，也可以是个人用户）对非连续创新（即要求他自身进行改变的创新）风险接受程度不同导致了非连续创新的不同发展阶段，也直接导致了鸿沟的产生（这个理论来源于社会学在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由上述两个理论基础来看，我认为《跨越鸿沟》的理论在今天仍然适用。 具体问题：书中描述的鸿沟（Gap）是不是由于信息闭塞、流通不畅导致的？社交网络带来的信息快速传播会不会消除／减小这个鸿沟？鸿沟不是这么产生的，社交网络可以加速信息流动，但和鸿沟无关。如果你认为这个鸿沟理论仍然成立，能不能举出一些互联网产品的例子（正面、反面）？比如语音助手（出门问问、甚至Siri使用的都不多）这样的应用，是不是处于early adopter的阶段？可以有很多例子，比如已经跨过鸿沟的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应用商店等等；没有跨过鸿沟的VR，3D打印等等；正在跨越鸿沟的2017年的AI，电动汽车等等。个人认为Siri一类的语音助手没有跨过鸿沟，因为周围的主流用户使用频次并不高，应当还在early adopter的阶段。 当然适用，为啥不适用？ 来，上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jee已经处于暮年了，所以oracle把它踢出来了，合情合理吧？ 这图是2月份release的，jee是上个月吧才被交出来的，可见这图还是比较准确的 然后看中间的eraly majority，这都是比较popular的技术了 但是你要注意，可以看到在国外java8和microservice已经是early majority了 所以如果现在还没有把自身的jdk boost到8的话，那说明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 还有groovy的使用，这都已经是烂大街的东西了，国内很多公司还是落后于这个趋势的吧？ 然后就是回答你的问题了 哪些正在飞越鸿沟呢？ vert.x啊，chasm左边那些都是正在飞跃的，或者说正在加速起飞的 这都是互联网的技术，我们现在的技术阶段是innovators那些都已经开始掌握了 嗯，似乎还不错的样子 首先很明确的回答：这个模型绝对不止是适用至科技行业。这个模型的适用性可以用于任何行业，因为这是描述人类群体活动的行为特性，而不是行业特性，说它是洞彻人性的传播模型也不为过。 问题1，不管任何时代，信息传播都存在相对的封闭性，例如互联网如此发达的年代一样会有信息的封闭，因为关键点在不在于信息的传播大小和途径，而是接受点（人）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信息爆炸年代，一天的时间就这么多了，信息量提升，影响你的决策方式；工业革命年代，信息量提升，影响你的还是决策方式，例如现在买东西渠道多了，并不会让你更容易决策，反而存在因为购买信息多了增加策成本。简单而言信息量大小与途径导致gap的产生不是直接关系。gap的导致是因为人类社会层面对信息处理的模式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例如工业革命，lagger 们就是反对蒸汽机的人。信息化年代，现在还有人喜欢看报纸。你提到社交网络只是一种形式，只会增加鸿沟的消除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技术的发展只会增加消除鸿沟的速度，但其模型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问题2，举个例子。首先定义一点，这个模型通常描述的是 disruptive innovation，就是指那些产品的变革改变了你原来使用行为，例如看医生，但网上看医生不用你去挂号，直接选择对应的医生，通过聊天形式（无论视频还是语音，在这里不重要）并且立刻开出电子处方，直接付款后把处方药顺丰去你家。这就完全改变了看病的行为，原本挂号，排队，买药，回家的看病行为被改变了。这种定义符合模型中对 disruptive innovation 颠覆性创新的定义。那怎么判断网上医生是处于 early adopter 还是 innovator，还是 early majority ，甚至只是 innovator 呢？这个就要看数据了……我没这数据。 但判断的逻辑就是……我说说两者区别吧， early adopter 是投资人，产品开发者，创业者，商人，研究者。他们会立刻设想如何把网络医生应用到自己的行业价值最大化，而普通用户层面则允许接受这个阶段产品的不完整和一定的缺陷，只用它当前可以提供的功能，例如没法拍x光，那就不看需要x光的病呗，或者借助这些方式开处方药呀。总而言之内心是相信逐渐日后不用再跑出门看病是可以实现的。而early majorty 则是实用性，稳定型的用户，他们对网络看病有一定的顾虑，如果网络医生做的不足够完整功能，身边没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他们还是偏向于原来的看病方式。一旦新产品的功效和旧产品的功效没太大差别的话，他们会选择。early majority 则是一群跟风的主流，这个就不细说了。 谢邀 我对这本书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所谓的knowledge gap大概是什么意思。 个人觉得科技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缩小认知的鸿沟，但在更大的范围内会增大认知的鸿沟。因为信息技术和发达的科技，以及人人趋利的商品经济模式，最终会使对这个世界的掌控掌握在更少的人的手里。人类的自由看似被机器作业取代劳动可以得到增加，其实那只是暂时的，长久来看，人类的自由是被剥夺走了。机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大幅减少乃至没有，而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都是从事劳动工作的，因此对于控制机器和科技的资本家，大部分人类就变成了累赘，在利益的模型中没有一席之地而失去了价值。虽然短期可以给人类带来所谓的便利，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将更多的自由操作的空间让渡给了机器。 原来，一个人要被剥夺财物或生活资源，需要一定的武力，现在则只需要断水断电等轻松的一个按钮。人类在不断享受机器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让渡了自由给机器，尤其是让渡自由给了控制机器的人。 同理，信息也是如此。大众所接受的信息虽然多样化了，但是批判性教育的门槛却提高了，大学教育等教育变得更加昂贵，虽然网络上有大量的信息，但是对信息的判断、筛查能力却没有教给大众。这样，很多腐败的、邪恶的、纵欲的信息就被没有被正确引导大众所接受，从而更加加速了他们的堕落。而且，像控制机器的人一样，也有控制信息源的人和操纵信息输出的人，这些人可以改变信息的输出平台、输出的频率、以及输出的内容等，最终影响到大众的接受，乃至影响大众的判断。这一点，我认为大众对信息的处理和对机器的态度基本上没有差别，都是容易受到引导的，不容易批判性思维的。 当然适用 鸿沟理论是在《创新的扩散》这本书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于消费类市场细分的一个理论。 其理论主体结构与《创新的扩散》基本一致，但其不同之处就是其伟大之处。 技术的扩散第五版中，罗杰斯认为创新在用户中扩散是连续的，并不存在鸿沟。 而当我们对比《创新的扩散》与《跨越鸿沟》的研究背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罗杰斯的主要研究案例是农业、医疗、避孕等，而摩尔研究是是消费类市场。 其区别在于，消费类市场用户对于产品的需求是不一致的，而农业、避孕等，用户的根本需求是一致的：为了过更好的生活。 因为背景资料的不同，所以结论不同。 市场 在《跨越鸿沟》一书当中，摩尔提出了鸿沟理论，鸿沟的产生是因为“市场”的不同。 比如同样是AirPods，有人第一时间就买，出新款就买，有人要等自己没得用了才买，本质上这就是两个市场。 比如智能手机，5年前我们的爸妈可能还在用功能机，直到他们买不到功能机为止，本质上，我们和爸妈在功能机上，就是两个市场。 市场是如何产生的？是由于个人对某一品类消费品的需求不同而产生的。 极端的例子就是男生不理解女人对包的喜爱，女生不理解男生对于键盘、手办的热爱，同样都是一样年纪的人，对于不同产品的需求不同，从而造成了不同的市场。 鸿沟 不同市场之间，相互无法影响，从而造成了鸿沟。 冒险者对于早期大众来说，如图傻逼一样的存在，所以冒险者对于创新的勇于尝试，并不能影响早期大众决定去购买。 其根本原因在于，每个人的消费决策阈值不同。 是否仍旧适用 当然。 现在满大街都是的AirPods，早年出货量少得可怜，在苹果的报表里连一个单独的栏目都没有。 iPhone出到第四代，市场占有率都不到10%，现在变成满地都是，就是他成功的跨越了鸿沟。 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案例：微信红包。 在梁宁的产品思维三十讲里，我印象最深的案例就是微信红包，这个国民级应用诞生之初通过朋友分享迅速传播，但你知道自发传播的上限人数是多少么？ 400万。 也就是说，同一圈层，可以相互影响的人只有400万，然后就停滞不前。 也就是说，在14亿人的中国，冒险者和早期采用者加一起才400万人。 直到微信红包搞了春晚珍珠港，实现圈层突破，跨越了鸿沟。 失败的案例 无法跨越鸿沟的案例有两种，第一种是死掉，第二种是停止增长。 失败的案例有两种，第一种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的，比如脸萌（讲真想失败的案例真的很难） 另外一种是现在还活着，但在中国偌大的市场却停止增长了，比如最生活毛巾。 结论：《跨越鸿沟》理论的基本点是消费决策心理，这种基于底层原理总结的思维模型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作用的。 摩尔突破性的发现了“同一市场”的不同，从而发现了消费类产品推广的鸿沟。 仅此摩尔足以载入商业理论史册，但摩尔更进一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并且清晰的列出各个阶段的人群占比，以及在各个阶段的正确经营策略。 简直是牛逼plus++++ 膜拜到无以复加 高科技企业因为某项产品而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能跨越市场中的“鸿沟”。要想破除失败的诅咒，必须做到认识鸿沟、跨越鸿沟。 认识鸿沟的第一步是需要理解"技术采纳生命周期定律"，新技术产品被用户接受有一个过程，最先接受的用户叫做创新者，接着是早期采用者，随后是早期大众，然后是晚期大众，最后是落后者，这五种类型的消费者从左到右按照它们各自的比例依次排开，就会形成一个连续的钟形曲线。图1：代表了比例图2：代表了画像 其次，我们需要理解对于高科技产品而言，定义消费者在同一个市场的关键是每一个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的时候都需要参考其他消费者的意见。如果两个人购买了同一件产品，但是两人无法相互参考对方的意见，那么两个人就不处于同一个市场中。谁都知道赢得主流市场才能保证高科技企业成功，获得可观利润。但是在主流市场之前，还有一个早期市场。在高科技产品市场，间隙最大的鸿沟出现在早期使用者和早期大众之间，他们无法互相参考对方的意见。 最后，创业者跨越鸿沟的关键是理解”竞争性定位罗盘“初步是瞄准重视技术的创新者和早期使用者，在一个高度具体的目标市场细分，集中力量，攻克那个细分市场。随后，通过市场宣传，去接触早期大众。具体而言，在技术专家这个群体中，即使是最坚决的怀疑主义者也一直期望着新技术突破的出现，他们是技术狂热者。因此，尽管在最初的时候你并不能争取到他们对你的产品的支持。但你仍然可以让他们对你的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并且你还可以凭借这些了解获得他们对产品本身的欣赏。他们对你的技术越感兴趣，你就越容易赢得他们的支持。搞定创新者后，早期使用者会逐步相信你。好了，跨越鸿沟的关键来了。同样，持怀疑态度的一般顾客（实用主义者）或许并不相信没有什么名气的新公司，但是他们却一直对新的市场开发计划很感兴趣。如果你能够让一般顾客看到市场中正在逐渐形成但尚未满足的一些需求，而你的产品定位又恰恰是满足这些市场需求，并且这也是你的营销团队非常关注的事情，于是出于他们们对这些市场机会的浓厚兴趣，他们会试着去了解你的公司。 所以，我们再把上图的左/右两部分拆开对比，右侧的是主流市场（持怀疑态度的实用主义者） ，如果你的目标是成功赢得这些顾客的信赖，那么你要引发的竞争就需要建立在一些以市场为导向的问题上。因为只有以市场为导向的问题才能够得到实用主义者的关注。换句话来说，在早期市场中我们的营销力量关注的是创造以产品为中心的价值属性，但是进人主流市场之后，我们的精力应当集中在以市场为中心的价值属性上。 杰弗里·摩尔，在高科技行业鼎鼎大名。他提出了“新摩尔定律”，入选了“全球50位思想者”，成立了鸿沟咨询公司，为惠普、微软、甲骨文等公司提供高科技产品营销咨询。在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的“最具影响力的20本商业书籍”中，这本书名列第七。他的著作已经成为哈佛、斯坦福等许多商学院的必读书目。 古代的市场，简单地说，就是卖东西的和买东西的交易的场所。杰弗里•摩尔认为，市场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广告虚构出来的，市场是真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满足四个条件：1.有顾客；2.有产品或服务；3.顾客有着普遍的需求；4.顾客通过互相参考决定是否购买。第四个条件对于高科技产品最重要，也就是每一个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的时候都需要参考其他消费者的意见。如果两个人购买了同一件产品，但是两人无法相互参考对方的意见，那么两个人就不处于同一个市场中。比如说，我把特斯拉卖给了一位数学老师，又把特斯拉卖给了老师家隔壁的一位研究汽车的工程师。数学老师和工程师之间无法相互参考对方的意见，这时我面对的就是两个不同的市场。这个认知真的太牛了，可以这么说，它完全颠覆了以往关于市场的概念。你看，在这之前，企业把上面的数学老师和工程师可能都划分为一个市场类别，比如个人消费者。而现在，摩尔把他们划分成了不同的市场类别，数学老师很可能是早期大众，而那位工程师很可能是创新者。显然，把市场划分准确，高科技产品的营销策略才能更有效。 基本原则：确定一个具体的空白市场作为出击点，然后集中全部资源，竭尽全力获得整个细分市场的绝对领导权，然后以这个细分市场为根据地，扩大战果，最终掌握主流市场。 主要有四个步骤： 第一，瞄准目标，在主流市场找到一个空白市场。方法是利用目标顾客形象刻画，这一部分内容有一些实际操作的技术性，和《价值主张设计》一书有类似的地方，。在这个阶段的目标是，筛选出唯一的一个前沿阵地目标。前沿阵地目标选择的关键是，遵循“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原则，按照收入目标选择适当的市场规模。比如，你在某一细分市场的收入目标1个亿，就不要选择一个新订单总额会超过1个亿的市场细分，要把市场再细分，直到成为“鸡头”。但也不能太小，要保证来年能为你的新产品带来至少50%的销售量。 第二，集中火力。为了能够进入主流市场，必须与其他的产品和公司结合起来，组成“整体产品”策略，集中全部力量，彻底攻下主流市场中的一个战略性目标市场细分。举个例子，彭博资讯将目标市场细分聚焦为金融证券投资领域的专业人士，例如交易员和分析师，集中所有资源把数据、分析工具、多媒体报告和“直通式”处理系统等整合在单一的平台上，提供整体产品策略，从而很快在主流市场抢占前沿阵地。 第三，制定战略。本质就是如何定位，打败竞争者，赢得尽可能多的早期大众。说到这儿，我再和你提一下早期大众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看到竞争的场面，只有当市场中形成了稳定的竞争局面，并且出现了地位稳定的市场领导者的时候，早期大众才会购买。此时，高科技企业需要主动创造竞争，方法就是利用竞争性定位罗盘，关注早期大众的价值观念，从他们的角度看最合理的竞争格局，把我们的价值特性和罗盘里面的所有企业进行比较，再围绕比较的结果制定准确的产品定位策略。 产品定位指的是在目标顾客的头脑中创造一个烙印，你的产品就是现在最好的购买选择。对应技术采纳生命周期，一般有四类定位：1.命名并归类，主要针对创新者，定位要包括有关产品名称和类别的信息。比如，ERP系统；2.用户和用途，主要针对早期使用者，定位要包括针对的用户和产品用途，比如，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3.竞争和差异化，主要针对早期大众，定位要能将具体的产品与其他可比的产品进行比较，比如，ofo 小黄车——共享单车原创者和领骑者；4.财务状况和发展前景，主要针对后期大众，定位要能包含财务情况和发展前景，比如，华为——更美好的全联接世界。 第四，发起入侵。主要内容集中于产品销售，关键是找到一个能让早期大众满意、放心的销售渠道，顺利进入主流市场。想和你分享的是，选择产品销售渠道关键看两点：第一，是不是已经和主流市场的目标顾客建立了关系或者适合建立关系；第二，如何与我们的整体产品策略组合，也就是，能不能配合我们和合作者的同盟策略。所以，大多数情况下，直销是高科技企业最有效的产品销售渠道。比如，小米公司主要依靠的就是直销的模式；零售不能为企业创造需求，并不适合帮助企业跨越鸿沟。 原标题：跨越鸿沟 本报记者 丁波 刘锟 这是一场曾被外界视同“漫漫长路”的研发之旅—— “要1300年！假设每个工艺过程中只调节两个参数，每个参数实验3个点，每天做10个实验，就要试上1300年才能完成。” “忙了40多年！国内企业研发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就开始起步，但进展缓慢，虽有零星生产，可成本高、质量不稳定，无法跨越产业化的门槛。” 这里说的就是碳纤维，也被称为“黑黄金”。 它是未来材料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却一直是国内企业和研究单位解不开的心结，耗时多年，徘徊不前，焦虑与无奈并存，市场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 可谁都不曾料到，从2008年开始，在复旦大学以杨玉良院士为首的高分子科研小组的支持下，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短短四年，就完成了碳纤维全新的工艺研发，第一次打通了从原丝到碳丝生产的全流程。如今，一条年产3000吨原丝、1500吨碳纤维的生产装置正在紧张建设。 “高校强大的基础理论研究与企业的工程化技术开发无缝对接，让我们不用‘摸黑前行’，不用无谓地模仿与试错，‘在知其所以然’的前提下少走了许多弯路，跨越了鸿沟。”上海石化副总经理张建平表示，到明年年底工程全部投产后，就可打破国外产品的垄断地位。 “21世纪是碳纤维世纪” 在上海石化腈纶部的展示室内，我们目睹了“黑黄金”的真面目。看似普通的一卷卷的黑丝，却不同凡响。它的密度和质量仅为钢的1/3，可抗拉伸强度是钢的4至9倍。 最新的波音787飞机，高性能碳纤维占其体重的20%，可省油30%以上；用碳纤维替代玻璃钢的海上风力发电设备，叶片直径可达100米，发电效率大幅提升，还能经受海水腐蚀；一辆用碳纤维制造的山地自行车，小朋友都可以把它提起来，可更坚实、牢固…… “有人说，19世纪是钢的世纪，20世纪是塑料的世纪，21世纪是碳纤维的世纪。”上海石化腈纶部总工程师黄翔宇告诉记者，如今，碳纤维开始在全球各个新型领域得到实验和应用，其中58%用于一般工业，23%用于休闲体育，还有19%则用于航空航天以及军事装备领域。然而，多年来，仅有日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拥有并掌握碳纤维生产技术，日本的东丽、东邦、三菱人造丝等三大公司，产量占世界的七成。他们从来不在海外设立原丝厂，牢牢掌控碳纤维关键技术，“不漏半点风声”。 过去，国内自主研发“举步维艰”。为啥？因为它的研发步骤繁多，程序极其复杂，其间伴随的化学变化包括脱氢、环化、预氧化、氧化及脱氧等等，任何一个环节的细微变化，就可能让整个研发陷入 “死胡同”。40多年来，不少国内企业前赴后继，一次次试验，可没有人真正走出迷宫，实现产业化。业内直呼，“碳纤维这水有点浑、有点深！” 那么，上海石化携手复旦大学，又是凭借什么“独门绝技”，短短4年找到打开碳纤维大门“钥匙”的呢？ 架起理论和工艺的桥梁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杨玉良一语破题：碳纤维的生产路线很长，主要分为聚合、纺丝、牵伸、预氧化、环化和碳化等工艺流程。如果按照传统“炒菜式尝咸淡”的试错模式，再过上千年也找不到碳纤维的“真谛”！ 成为“黑马”，关键在于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思路：利用基础理论研究，从“根上”解决了碳纤维研制的原理。杨玉良说，碳纤维的研究最基础的仍是高分子科学，这是复旦大学绝对的强项，碳纤维无论如何变，“万变不离其宗”。 而对上海石化来说，“牵手”复旦大学，最初有点“小意外”。黄翔宇说，在以往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中，企业更愿意与离产业化更近的工科院校合作，与复旦这样以基础理论研究见长的高校少有 “交集”。起初，在市经信委等部门的牵线和支持下，双方走到一起。可面对复旦大学教授们的复杂理论模型，上海石化的工程师们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连串一连串的公式，看得头都大了。”上海石化腈纶部副总工顾文兰虽然是科班出身，也从没见过这么复杂的套路：这“花架子”有用吗？复杂数字运算和理论模型，能与一根根精品碳化细丝联系起来吗？ 第一次打消疑虑，让双方互信，始于纺丝流程中的“喷丝难题”。 顾文兰说，在中试时的纺丝阶段，第一次喷丝时，1.2万个细小喷头中竟有30%左右没有出丝，即3600个喷丝孔“放空”，这离12K束的标准还差很远。上海石化从以往生产腈纶工艺经验认为，是喷丝头的粗细等机械结构出了问题。于是，不断换喷头，从A系列一直换到K系列，依然如旧。“当时都有点傻了，每天守着喷丝头，希望奇迹能够发生。”那段时间，顾文兰茶不思，饭不想。 而此时，在复旦大学的实验室里，复旦课题组成员则通过物理高分子理论、数学计算、计算机模拟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喷丝头上，而在内部温度控制上。教授们将几十页的数字、公式化成简单的文字，递给上海石化，大家一下子茅塞顿开。根据复旦提供的参数重新设计设备，上海石化仅仅一个月就将设备零件超要求设计出来，如今出丝率稳定在96%以上。 （下转第5版） （上接第1版）“有了方向，路再远也不怕”，顾文兰说，以前总是没方向，按照经验不断试，现在才体会到 “理论的力量”。 于是，信任的力量化成一座桥梁，让一个个“金点子”，在复旦基础理论研究与石化工程工艺设计之间“不断跳跃”： 在纺丝凝固阶段，由于原丝内孔洞过多，导致强度变低。复旦课题组从“膜科学”要求孔洞多而均匀的原理，反其道而行之，化解了原丝致密性问题。 在原丝碳化阶段，理论数据直接用在工艺设备上，出现断丝率偏高现象，而上海石化通过以往经验调试，修正了理论与现实存在的偏差。 “1+1>2”关键在“无缝对接” 高手“牵手”，并非都是“1+1>2”。近年来，上海石化也与一些高校进行了大量产学研合作，有的也“虎头蛇尾”，留下诸多遗憾。 黄翔宇说，“对与高校的合作，我们没抱太大希望，包括这次与复旦到底能不能做成，起初心里也没底。”在他印象里，高校的教授几乎都是忙着写论文、评职称，基本没时间与企业亲密接触，挂个产学研的“帽子”弄点经费，最后都是草草结题，谈不上产业化。 可这一次，杨玉良院士带队的课题组，让他彻底改变了看法。 虽然一个地处上海西南角，一个地处东北角，“沟通之路”却异常近。每过几天，上海石化的课题组都要带着“一大串问号”，奔向东北角。而复旦的教授们，每个月也要定期“东南飞”，在厂房内现场解决问题。 在采访中，“读懂对方”是双方课题组多次提到的词汇，背后蕴含的就是“无缝对接”。 作为复旦大学的校长，杨玉良院士总是亲力亲为，始终把住工艺与理论的大方向。“只要杨校长在学校吃中饭，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他，那就是碳纤维课题组。”张红东教授说，“正是‘从头到尾’都搞得懂、理得顺的杨校长，才让双方的沟通变得简单有效。”黄翔宇说，每次听完杨校长的讲解后总能豁然开朗。有时，当时听懂了，回去面对设备的时候又糊涂了，杨校长则会不厌其烦地再次认真讲解。按照杨校长的讲法，“万变不离其宗”，这些往往都是同一理论在实践中的不同表现方法而已。循环几次，企业的科研人员真正掌握了理论的精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大幅提高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复旦课题组的团队中，各位教授各有特长，从化学合成到理论计算、从计算机模拟到加工工艺，形成一根长长的链条。比如，在最初的聚合反应阶段，由擅长高分子化学的何军坡教授把关；在纺丝阶段，由在高分子物理和计算机模拟领域颇有造诣的张红东坐镇。这样一来，面对碳纤维复杂冗长的流程，各个教授分头把守，又充分合作。每位教授不论身在何处，对上海石化的问题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而且由于之前协议明确了利益分配，双方都不会互相“留一手”，建立了一种不加提防、全盘托出的信任。 黄翔宇说，慢慢地，我们从工艺的角度读懂科学理论和数字模拟，发现它们也是形成生产力的利器。 杨玉良院士话语中肯：“让企业认识到理论的价值，让高校认识到企业的擅长，这样的团队才能形成合力。” 于是，在双方团队协力下，研发和生产调试快速挺进：2008年11月，建成中试装置；2009年3月，成功研制出12K原丝；2011年12月，千吨级装置第一阶段部分试运行…… 扩大协同创新的“溢出效应” 合作四年下来，双方的感触不少，大家也思考，这样的“无缝对接”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领域吗？ 杨玉良认为，有的产学研项目不成功，是因为“分段承包”、“科研拼盘”，这样做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相互扯皮、自以为是，明明是纺丝有问题，可能会将责任推到聚合环节；明明是牵伸环节出了问题，可能会说是喷丝有问题。在这次合作中，生产流程的每个环节复旦课题组都配备了精兵强将，做好分工，而上海石化也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工艺流程，合作就更有成效。 当然，在涉及面广、研发链条长的大项目中，通晓支撑整个流程体系科学问题的首席科学家和熟悉项目管理的“总指挥”人选很重要。比如，在这个项目中，杨玉良院士实际上担当了首席科学家的角色，深厚的学术功底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地从基础研究及关键问题来指导项目，不至于使整个项目迷失方向；而“总指挥”在石化和复旦这边各有一位，除了专业能力，他们还要算得上半个管理专家，能够将两边的人财物等资源有效地分配与统筹，而这也是实现“无缝对接”的关键。 上海石化张建平则表示，通过这个项目的协同创新，为企业培育了一批自己的研发和生产技术骨干队伍，这一点企业最看重。 如今，上海石化课题组的黄翔宇和顾文兰，都已成为杨校长的学生。“他们的入门是复旦的首创，至于怎样毕业甚至当时都没想好。”杨玉良说，但这个模式一定要有所突破，因为协同创新的最后落脚点是人才培养，不但要培养高校的一流研发人员，更要培养一批懂理论的企业一线人员，让他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等到合作项目完成后，为企业留下一笔无形财富。 当然，一些机制上的限制和束缚也需要突破。比如，在这个合作中，复旦大学很多参与的教授、博士，由于项目的保密要求，不能发表相应的论文，这可能影响职称评定。课题组有一位成员就因为缺少一篇论文没能评上正教授，有些可惜。为此，复旦近期也在商讨，专门针对类似的重点协同创新项目，制定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措施，把职称名额直接下派到课题组，从而保证产学研合作成果显著的参与人员，即使不发论文，也能评上教授。跨越鸿沟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跨越鸿沟、跨越鸿沟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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